奥运奖金狂撒钱存三点争议 改革分配模式或可培养大批体育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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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付政浩
体育大生意记者
9月1日，爱国港商曾宪梓通过曾宪梓体育基金会向中国内地奥运金牌选手发放奖金2484万港币（约合人民币2138.6万人民币），目前曾宪梓已为该基金注资的总额达到3亿港币。而和其性质相似、但成立时间更早的霍英东体育基金则从1984年起，每届奥运会后奖励给每位奥运金牌选手一块1千克的纯金金牌和8万美金。其实，诸如曾宪梓、霍英东等基金会的奖励只是奥运冠军们巨额奖金收入的一部分，今时今日的中国奥运金牌选手往往同时拥有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民间体系两条奖金来源链条。
▼爱国港商曾宪梓
没错，每次奥运健儿凯旋后，奥运奖金就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相比于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会时每位奥运金牌选手“仅”获得6000元奖励，如今奥运金牌得主的奖金不仅翻了数十倍，而且在国家体育总局和省市区（县）等各层政府机构逐级奖励之外，运动员签约的赞助商、闻讯而来的知名企业、港澳爱国商人设立的体育专项基金也均会予以重奖，并且近年来，社会重奖的额度有超过政府奖励的趋势。
重奖奥运有功之臣固然理所当然，但目前的奥运奖励模式仍有三点不妥之处：第一，奖励过于偏重冠军本人，冠军背后的教练以及整个服务团队总被忽略；第二，奖励形式单一，过于偏重物质金钱表彰，忽略精神层面正能量的传播，而后者恰恰是奥运冠军最大价值所在；第三，奖励多为一次性发放，对运动员退役后的保障不足。奥运冠军是稀缺资源，保障其退役后体面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更重要的，国家要尽快改革奖励模式，为其打造退役后的转型和学习通道。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中缺乏话语权的大背景下，我们很有必要转变奖励模式，助推我们的冠军转型成为优秀的国际体育官员和体育产业从业者，让他们继续发挥自身最大价值，而不仅仅只是一次性撒钱奖励了之。唯有如此，运动员才能发挥个人最大价值，而中国也才有望真正成为国际公认的体育大国。
朱婷获河南房企奖励价值360万法式洋房一套；中国女排先后获得喜梦宝集团、光明乳业、前女排主帅汪嘉伟500万、300万和500万；华晨汽车则决定奖励女排每人一辆汽车。不过，相比于企业的大张旗鼓，本届奥运会后，各级政府在奖金额度方面开始变得低调起来……
▼一枚奥运金牌能换多少奖金？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奥运奖励双轨制。国家层面，国家体育总局、各体育中心以及运动员所在的省市地方政府和体育局都会对奥运奖牌选手进行奖励；社会方面，知名企业和人士设立的奥运基金会、运动员所签约的赞助商、试图借奥运东风宣传自己的社会企业均会慷慨解囊。不过，在这之前的很多一段时间内，奥运奖金主要由国家体育总局系统承担。
在1963年之前，中国运动员基本上只享受精神奖励，根本不知道物质奖励为何物。而在1963年这一年，在贺龙元帅的倡议下，国家体委首次推出带有金钱奖励的“技术补贴”方案。该方案规定，凡获省市自治区以上冠军的运动员，每月可得25元至30元人民币的“技术补贴”。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还算丰厚的收入。
1984年，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为了鼓励运动健儿在赛场上扬我国威，在国务院的批准下，国家体委推出了奥运奖励的内部文件，对表现出色的运动员进行重奖，这也最终成为了每届奥运会的一个惯例。必须指出的是，每届奥运会出台的奥运奖励内部文件标准并不统一，并且奖励的对象也绝不仅仅局限于奥运冠军，而是覆盖每个单项拿到前八名名次的选手，选手按照不同的名次拿不同的奖金。
1984年奥运会，奥运金牌选手每人奖金为6000元，银牌2000-4000元，铜牌1000-2000元，银、铜牌的奖励数额不同视参赛项目和参赛选手的多寡而定。最终该届奥运会中国斩获16块金牌，为中国射落首金的许海峰除了6000元奖金外，还额外收获了3000元的特殊贡献奖金，此外，回国后其工资连升四级，从51.5元涨至98元。
▼许海峰为中国夺得奥运历史首金
1987年，在国务院的批示下，国家体委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内部奖励文件：奥运会金牌为1-1.2万，世锦赛冠军为4000-7000元，世界杯冠军3000-6000元，亚运会冠军2000-3000元，亚锦赛900-1500元，全运会700-1300元，全国单项锦标赛500-900元。鉴于当时社会整体收入不高，未防止引起民众情绪波动，该内部方案严禁对外公布。此后，每届奥运会，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开出的奖金额度都会有一定额度的提升。比如1992年和1995年的冠军奖金均为8万，2000年则为15万，2004年20万，2008年骤升至35万，2012年达到峰值的50万。
从1984年到2012年，短短28年间，奥运金牌奖金翻了56倍之多。这一度引起广泛争议。毕竟，国家培养奥运选手本就已经花费了大量纳税人的金钱，在取得佳绩后再度频频开出巨额奖金，这让奥运争光战略的真实意义备受质疑。
▼中国体育精英造访港澳总能获得不菲的奖励
毕竟，奥运冠军在传统意义上更多是国人心中的精神偶像和民族英雄，但当精神偶像在鲜花、荣誉、掌声外还瞬间积攒下普通民众终其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数百万奖金时，这会让不少民众的情绪顿时复杂化。所以，从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起，几乎每届奥运会后，国家体育总局（国家体委）都会对奥运奖金数额进行辟谣，以防舆情复杂化。
1992年奥运会是第一次社会企业大规模参与对奥运冠军的奖励。有媒体算了一笔账，称当时勇夺两块金牌的邓亚总奖金达到217万，这顿时引爆舆论。第一次开始有人质疑国家过于看重奥运金牌，其中就有不少科研工作者感慨，国家在科研工作方面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奥运争光计划。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刘吉不得不站出来澄清：“奥运选手们的奖金根本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夸张，最多的是邓亚萍，116万，最少的是王涛，大概60万出头。”但即便如此，这一数据仍有不小的争议。
▼1992年邓亚萍成为中国奥运奖金之王
正是因为奥运重奖的争议不断，所以，国家体育总局一方面从不肯对外公布奖金标准，另一方面也开始有意控制奖励数额。据了解，国家体育总局为本届奥运会金牌选手制定的奖励标准为20万，另一说是19万，一下子就回到2000年前后的水准。而地方政府对运动员的奖励本次也着实很低调，比如孙杨上届奥运会后，单单浙江省和杭州市两级政府的奖励据传就达到500万，当时也一度引发舆论热议，所以本届奥运会后，浙江当地政府则尽可能低调从事。同样的，一向以大手笔奖励而出名的广东省，今年也不再透露奖励额度。
另一个争议则是在运动队内部。起初，国家体育总局在制定奖励标准时主要是针对运动员，而在幕后做出大量工作的教练和技术骨干则总被忽略。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体育总局内部开始展开讨论，最终通过国家领导批示，税务部门决定为奥运选手所获得的奖励免税，这部分钱最终被返还给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总局用于奖励奥运有功之臣。而从2000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开始拿出一笔专项资金奖励教练，但额度仍远逊运动员。直到目前为止，虽然诸如郎平这样的金牌教练获得了不菲的社会赞助，甚至在奥运夺金后还签下郎酒这样的代言大单，但大多数奥运教练和工作人员所获奖励仍非常微薄，这并非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自2000年悉尼奥运会以来，中国已经连续5届跻身奥运奖牌榜前三，堪称是奥运奖牌大国。但与奥运奖牌大国地位不相称的是，在国际奥委会和单项体育联合会中，中国仍缺乏强有力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本届奥运会上之所以一再传出“裁判故意黑中国”的质疑声，固然有中国观众不了解奥运项目规则细节的原因，但也是因为裁判的确在一些模棱两可的判罚中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决定。比如女子4x100米预赛中，裁判判决掉棒的美国队可以破例单独重赛，并最终因此将原本已经进入决赛的中国队重新“淘汰”。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目前在国际奥委会中缺乏足够的话语权和权威人物。
▼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缺乏话语权
目前国际奥委会委员共115名，而中国大陆只占据区区三个席位，他们分别是前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中国第一位冬奥冠军杨扬、羽毛球名宿李玲蔚，其中后两位是2010年之后才当选的新委员，这显然与中国目前在奥运会上的强势表现并不匹配。从某种层面而言，这种局面完全可以通过中国自身的努力加以改变，而转变奥运奖励模式，用奥运奖金助推明星运动员转型成为体育外交家就是办法之一。毕竟，奥运冠军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光环，在国际奥委会内部，奥运冠军出身的官员同样也会深受青睐。
诚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诞生之日起，其话语权就一直牢牢掌控在欧洲人手中，中国人难以占据主导地位并非不可接受。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明显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壮大，无论是国际奥委会和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还是亚洲范围内的一些单项体育组织，都曾向中国人敞开大门，希望中国体育人才能够成为各个组织中的关键委员并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很遗憾，中国却没有足够多的相关人才，有时候，单单在英语和法语的官方语言应用方面就让99.9%的运动员望而却步。
如你所知，这些组织的核心成员大多是运动员出身。国际奥委会目前除了国际奥委会全体大会、奥委会执委会等权威机构外，还设有一个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梯队培养渠道——国际奥委会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下辖13个委员会，在这其中，运动员委员会、文化与教育委员会、国际关系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奥运会研究委员会、奥林匹克项目委员会、奥运团结委员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等组织在吸纳委员时均优先考虑知名奥运选手。奥运选手们一旦在这些组织中站稳脚跟，未来很有机会跻身国家奥委会委员甚至是执委之列。
▼罗格和巴赫，这两位国际奥委会主席均是奥运选手出身
比如，前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曾是芬兰的帆船运动员，曾三次参加奥运会，退役后积极参加国际体育事务并成为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最终一步步成为欧洲奥委会主席乃至国际奥委会主席。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是前德国击剑运动员，曾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获得男子花剑团体冠军以及多次世锦赛冠军，并在正式退役前就当选成为首批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除了国际奥委会从运动员委员会等组织中选拔委员外，目前各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组织也从运动员委员会选拔自己的委员。中国培养了大批奥运冠军和著名运动员，按理说，其中的不少明星都有资格进入运动员委员会，并且在未来逐步成为各个单项体育联合会的官员乃至国际奥委会委员甚至是执委。但遗憾的是，中国体教分离，大多数运动员普遍文化水平较差，所以退役后不仅无法参与体育外事活动，甚至还经常爆出生计艰难的窘况。
究其根本原因，国家目前的运动员培养体制固然是根本，但运动员对自身的规划也占据着关键作用。冬奥冠军杨扬整个运动员生涯一共夺得59个世界冠军头衔，按理说，她的生活已完全被比赛和训练占据，但事实上，她在运动员时期一直都在抽空主动充电学习。一天艰苦训练结束后，她还经常熬夜看书，甚至通宵达旦，以致于队友嫌影响休息都不愿意与之同屋。杨扬不仅自费读书，遇到闲暇时间还花钱聘请外教练习英语口语，而且每到假期都自费出国充电，此外还主动学习奥林匹克的文化和体育管理技能。2002年，她主动申请进入清华大学管理学院读书，2003年则自费前往犹他大学深造。
▼杨扬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帮助中国成功获得冬奥会申办权
正是凭借着这种自觉性，她早在1999年就当选为国际滑联运动委员会委员，从那时起她更加积极地参加体育外事活动。2003年，杨扬又当选为世界反兴奋剂运动员委员会委员。2006年，杨扬获得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的提名，成为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工作委员会委员。四年后她顺利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
当然，运动员想要一步步成为一名合格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不仅需要自身的毅力，还需要国家方方面面资源的支撑，最基本的一点，退役后的出国深造就是一笔不菲的费用。当年，邓亚萍尚未退役，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就非常赏识邓亚萍的顽强性格，认为她很有机会在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体育外交家。所以萨马兰奇几次建议中国官员要认真培养邓亚萍这样的人才。此后，在袁伟民的协调下，国家体育总局财务司、乒羽中心、邓亚萍个人三方出资才使得邓亚萍完成了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剑桥大学的深造。
▼萨马兰奇期待邓亚萍能够成为体育外交家
目前，我国有大批在各自领域具有一流专业成绩和影响力的冠军明星，比如110米栏的刘翔、跳水的吴敏霞、竞走的刘虹等，他（她）们完全有资格去竞选各自所在的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运动员委员，进而在未来跻身体育联合会高管之列。而诸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梦之队的金牌选手更是比比皆是。奥运冠军人才难得，在退役后若能成为国际体育外事专家，这既避免运动员退役后走弯路，又能让其继续发光发热，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为国继续做贡献。
当然，想要系统打造奥运冠军转型通道，还需要国家层面的系统把控和政策扶持。至于，在奥运奖金发放一事上，社会企业狂撒钱无可厚非，但国家财政应该考虑把奥运奖金的一次性撒钱改为国际体育外交家培养基金、体育产业人才培养基金，用于助推助体育明星转型成为一流的体育外交家和体育产业从业者。唯有如此，国家财政在奥运奖励方面的大笔支出才能发挥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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